儒家孝子佛教菩萨-何琦_合肥市佛教协会

儒家孝子佛教菩萨-何琦

时间：2013-08-02 21:21 　　来源：未知　　作者：点墨村夫

何琦，字万伦，东晋人，他十四岁丧父，事母至孝。母亲死后，他悲不欲生，痛如锥心，竟至“泣血”的地步。办丧事时，邻居家忽起火灾，正好那天风向不好，风力也很大，火势不可收拾，直扑过来，帮忙的人弃柩而逃，何琦嚎啕痛哭，执意不走，发誓与母亲遗体共赴大火。正在这时，奇迹发生，风向忽然掉头，居然免遭不幸。奇迹最合适编故事，一时“因孝动天，反风灭火”传为佳话。此事载于《晋书·孝友列传·何琦传》中，大致上能采信，“突起大风”、“风向突变”看似蹊跷，实际上人们更乐意对吸引人眼球的事情津津乐道罢了。何琦比普通人杰出，但终究是一个凡人。那么，何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凡人又怎么飞升成为工山菩萨的呢？一、何琦其人何琦祖籍庐州，西晋灭亡后，庐州何姓随晋室东迁，侨居繁昌县，在现在南陵县工山镇射的峰北麓（即八都何村）定居下来，所谓“侨县人”，起初有居住地没耕地，当官是主要营生手段。魏晋沿用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能当什么官，有多大前程，说破天都没有用，关键看出身。庐州何氏算的上“累世昌阜”,何琦曾祖父何桢官做到尚书（魏），祖父何龛官做到后将军（西晋）,但实际上，庐州何氏在东晋世族中的地位与王、谢、庾、恒四大家族还是有较大差距，算不上一流。何琦原本讨厌当官，不当官没有钱赡养母亲，于是委屈自己就近做些小官。何琦说自己不愿意当大官，可能是真的，问题是:即便他愿意也白搭，庐州何氏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做县令。当然，如果混得好，县令何琦也并非没有上升空间，因为世事总是变化的。世事果然发生变化，何琦的堂弟何充起初也只在大将军王敦那里做幕僚，王敦死后，何充跟了丞相王导，他和琅琊王氏有亲戚关系，是不折不扣的琅琊王氏党羽，东晋朝廷中，司马皇帝没有多少权力，主要是王、谢、庾、恒四大家族轮流坐庄，四大家族之间斗争很激烈，斗争是好事，斗争需要能斗争的干部，何充属于很踏实很努力的那种，在崇尚空谈的东晋干部中不可多得，在琅琊王氏的照顾下，他越混越好，到了晋康帝和晋穆帝时，甚至一度把持朝廷，庐州何氏成了东晋朝廷的暴发户。何充发迹后，日子过的似神仙，他崇尚佛教，习佛典，修佛寺，养和尚，他私人养的和尚就超过一百人，花钱流水般，但何充对亲友却一点不照料，阮裕嘲笑他：“卿志大宇宙，勇迈千古”，意思是你这家伙连宗族都不照顾，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。在魏晋时期，宗族强才是真的强，何充何尝不想照顾宗族，他有自己的苦衷，以庐州何姓的地位，只能在高级世族的夹缝中求生存，他须谨慎低调，凡事不能过于出头。何充是理智的，如果他趁机树立亲众，强化宗族，高级世族们势不能容，庐州何姓必有灭顶之灾。因此，何充发迹后，何琦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发生变化，母亲死后，他小官也不当官了，在家看看书，弹弹琴，写写字，不出远门，不和人打交道，既不搞实业（置地），也不搞副业（经商），收成好，收成坏，一样度日。何琦清心寡欲，悠然自得，令人佩服，但说实在的，他要是还想当官，依然没有大官做。何充把持朝廷有两个助力，一是他有琅琊王氏的翼护；二是有外戚的地位,他弟弟何准的女儿做了晋穆帝的皇后。但琅琊王氏失势，晋穆帝又太短命，17岁就挂掉了，何充无法长期把持朝廷，只好让位给颍川庾氏的庾冰，何充和颍川庾氏有妥协，也有斗争，他支持谯国桓氏以平衡颍川庾氏，桓温在何充的帮助下，做了荆州刺史。荆州是东晋最重要的地盘，有了荆州，谯国桓氏得以崛起。恒温对庐州何氏有很大好感，恒温掌权后，不断向何琦发出聘书，何琦终于有机会做大官了，但何琦均一一回绝，他已经习惯了隐士生活，布褐蔬食，生活不宽裕，却有益于健康，何琦一口气活到八十多岁。桓温曾经感叹道：“何公真止足者也！”意思是：何琦是一个真隐士啊！《晋书》上说何琦“任心而行，率意而动”，这是所谓的“魏晋风度”，也就是说何琦是通玄学的，但玄学只是何琦生活致趣，他真正喜欢的是史学。何琦著有《三国评论》，开写三国之先河。中国史学一直为儒家所把持，史书上说何琦“不占卜”，史书上也没有说他信佛，他似乎对于道教、佛教兴趣都不大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何琦是一个好古博学之士，在他精神世界里，儒家学术占有主要位置二、何琦其神

　　
人死如灯灭，再伟大的人死后也是寂寞的。好学博古的孝子何琦寂寞八百年后，到了南宋突然又风光起来。

　　
中国古人认为万物有灵，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……所以中国古代淫祀之风久禁不止。淫祀之风尤以南方为甚，所祭祀的对象千奇百怪，蛇、黄鼠狼、狐狸、猴子等等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坐在神龛上，淫祀的后面是私下结社，信巫斥医，乃至杀人祭鬼，历朝历代对此都深恶痛绝。

　　
宋朝廷南渡后，全国的文化和政治重心也随之南迁，由此加大了对南方淫祀的打击。《夷坚志》上记录了绍兴初南陵县令钱鎲焚毁蜂王祠一事。南陵县有一个蜂王祠，香火颇盛，信徒颇多，钱镋上任不久,下面人请他去蜂王祠主持祈雨，钱县长不明就里便去了，去了一看，发现祭祀的对象居然是一只怪蜂，不知何属何目，大得吓人，足有拳头大小，钱镋是正儿八经的士人，容不得此等怪力乱神，一把火把蜂王祠烧了。

　　
严厉打击淫祀的同时，南宋也加大树立正祀的力度，社稷、山川、先贤等得到官方认可的祭祀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其目的是为了树立合乎正统的“道德模范”，以弘扬理法。“孝”是中国礼法的核心，也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道德规范，所谓“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”，人人都钦慕“孝子”、“忠臣”，自然整个社会井然有序。“孝子”何琦理所应当地成为统治者可以树立的道德模范。不过自古“孝子”很多，何琦如何能脱颖而为神的？工山是南陵县的镇山，古代南陵人给自己指派一个工山山神是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祭祀工山神是南陵悠久的民间传统。公元1158年南陵大旱，全邑宦绅率民众千余登山汇集“工山殿”向神祈雨，巧值天降大雨。旱情缓解后，因为感念工山山神灵验（也不知道灵验过几次？），大家根据杰出人物死而为神的民间信仰，附会何琦死后为山神，这是有文章可做的，何琦是家乡人，坟茔离工山很近，他老人家死后做工山山神既上心，又方便，并且何琦做泾县县令时治过水，据说很有成绩，大概治水与行雨专业大概也对口。

　　
工山山神殿在南陵县志上有记载，现实中也有遗迹。在山神殿里，何琦与工山山神合祀，“合”有两种意思，一是并列，神位上塑了何琦与工山山神两座神像；二是，只有一座神像，何琦便是工山山神。我的意见倾向后者。

　　
需要留意的是，公元1158年即绍兴二十八，距焚毁蜂王祠时间不长，不知道这时南陵县令还是不是钱镋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尊何琦为工山山神至少得到官方认可。

　　
工山山神殿到明万历年间已经非常破败，四壁萧然，不蔽风雨，加上道路崎岖难行，人们便让何琦在县城“安贤祀”做了“插班生”，显然“混祝”对何琦不够尊重，人们又在南陵十字东街位置建了“孝国祀”专门安置何琦的牌位，这个牌位主要品牌是“孝”，主管的却是行雨了，显然“孝子”何琦在神仙界的官职是工山山神。有人说，何琦逝后，代有封谥，宋封“灵泽王”，元封“广惠王”，我不太敢这样说，朝廷经常干这样的事情，但朝廷干事自有朝廷的规矩，庙堂之上，官员提拔要一级一级地来，分封鬼神同样如此，如果南宋朝廷要封何琦为“王”，也要“公”、“侯”一级一级地来，而南陵县志没有相关的记载，同时南陵并没有所谓的“灵泽王庙”、“广惠王庙”历史遗存。“灵泽王庙”在山西是有的，背靠漳河，“广惠王庙”也是有的，在漳州，我非常怀疑何琦封谥是后人附会出来的，南陵的母亲河也叫漳河。

　　
明朝时，三教合一的观念非常流行，《西游记》里面，元始天尊、玉皇大帝、释迦摩尼便来往密切，到了嘉靖年间，哲学家林兆恩干脆创立“三一教”，“三一教”全盛时曾流行半个中国，安徽也在其中，虽然最终“三一教”只成为在福建部分地区流行的小宗教，但儒释道三教人物相互客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。万历年间的南陵知县沈尧中喜欢搞文化建设，觉的“孝国祀”还是不够庄重，遂于庚寅年（1580）在七女山南麓重建工山庙，自此民间开始称呼何琦为“工山菩萨”了，这个也不是不可以，佛教上说诸法平等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只要一个人能够为人间做很多好事，哪怕他不是佛门弟子，也可以称为菩萨。“工山菩萨”成为南陵县民间信仰后，每年农历六月初一（怎么看都像儿童节）为祭祀何琦日，称之曰“赛会”，赛会热闹非凡，县城里面以县令为首，四方八镇以乡绅为首，率众鸣炮奏乐，叩拜神像，以祈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没有庙的地方，则临时设立灵位，大家都非常虔诚，莫说烈日当空，暴雨倾盆，即便下刀子也从未间断。在八都何村，因为“工山菩萨“是老祖先，所以他们更为虔诚，不仅建有专祀何琦的“工山菩萨”庙，而且“每逢祀日，铳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擎“万民”伞，举“虎头”牌，扛“高照”灯，巡村一周，以祈平安。”南陵旧十景中的“龙池布雨”，“射的望丰”都和何琦有关，何琦家住射的峰北麓，最初的工山山神殿毗邻龙池，这两个地方我曾经去过，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好来，但由于和工山菩萨扯上关系，又涉及风调雨顺的大事，定为十景之一似也没有什么不妥。一个孝子终于修炼成菩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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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孝子 佛教菩萨-何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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