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

时间：2013-08-01 10:44 　　来源：法音　　作者：admin

编者按　佛教教育事关佛教生存与发展，是佛教的百年大计，各国各地区佛教界无不倾力关注。在新世纪之初，中越两国佛教界、学术界的法师、学者聚会文化古城苏州，于9月17日至18日召开了首次“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”，围绕传统佛教教育的理念、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的展望等课题进行探讨。本期选登三篇会议论文，以供关心中国佛教教育的各界人士参考借鉴。

　　笔者曾参加中国佛教协会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“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”和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“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座谈会”，本文即据当年参加会议的论文[1]改写。十年过去了，中国佛教教育依然在困境中徘徊。可见，若不从思想层面反省，连操作层面的教材建设都不大可能得到顺遂发展。中国历史上存在的“译场讲学”、“丛林熏修”、“专业院校”等三类佛教教育模式，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，本身并无优劣轻重之别，如果历史上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，这三种教育形式都有存在的必要。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困境与误区有四：（一）佛教主体软弱，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；（二）团契精神淡漠，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；（三）教育范围狭窄，学制管理失序；（四）评价权威缺位，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。佛教教育起着塑造教团主体并改善自身存在之外部环境的作用，涵盖信仰、社会、文化三个层圈。本文重申广义佛教教育圈的理论模型，概括为：重建主体，改善环境；收缩核心，扩展外延。我认为，将此十六字方针展开，有必要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作重大调整。由此提出四大对策，试解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：（一）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“开源分流”；（二）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“公私兼顾”；（三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“因材施教”；（四）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“名实相符”。

　　一、检讨三种佛教教育模式
　　我们把佛教教育界定为：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、经验、礼仪、制度，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[2]。佛教教育属于宗教传播学与宗教组织制度的范畴，它是佛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部。佛教教育的终极指向，是唯证乃知的觉悟成佛，但其在社会中的表达方式，则属于运用言教的世俗谛范畴[3]。
　　借用“藉教悟宗”这一禅宗术语，佛教教育是通过言教的途径，达到入佛悟境的教育目的。若把具有一定的师生规模，讲究一定的教学方式，作为界定佛教教育的基本要件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至少存在过“译场讲学”、“丛林熏修”、“专业院校”三类佛教教育模式。

　　（一）译场讲学
　　它主要解决印度佛学向中国传播这一时代课题，由此展开世界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本翻译。佛学义理的阐释，佛教知识的传递，主要围绕着佛经翻译进行。前期多由政府提供场地和资金，由精通三藏的大师选拔知识精英，进行课题任务编组。译经中的讲解、研讨过程，同时也就具备了学术薪火传承的教育功能。晋代鸠摩罗什主持国立译场，集名僧八百，有徒众三千，其规模几可比肩于现在的“国立大学”。唐代玄奘主持国立译场，精选助手二十三人，译经千卷，颇类似今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[4]。清末杨仁山运用民间力量举办金陵刻经处，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基础。欧阳渐继承杨仁山事业，倡导“讲学以刻经”，为这一类型的教育模式作了精辟总结：“予，士也。予之所事，承先待后之事也。释迦以至道救世，承其后事者乃在于流通。迦叶、阿难，结集流通；龙树、无著，阐发流通；罗什、玄奘，翻译流通。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，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，为刊刻流通。”[5]翻译虽然是这一类型教育模式的主要标志，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。佛教思想和知识的传递，适应于不同时代的时节因缘，必然会相应采取结集→阐发→翻译→刊刻的不同形式。
　　把释迦的“至道”传播到社会、流传于后世，靠的是知识精英“士”。“译场讲学”是一种知识精英取向的教育模式，对佛教人才的选拔和培养，是建立在已经完成世俗教育，并具有一定程度的佛学素养之基础上的。自唐代开始，由国家的政治权威作评价保证的试经度僧制度，有如世俗的科举取士，政府只规定选拔的标准和主考经典，并委派官吏主持考试[6]。这种选拔制度不必管具体的教育过程，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自学考试。寺庙平时亦对行童进行世俗的儒典教育，但这不过是出家剃度前的“僧前教育”，只能算是开展正式佛教教育之前的“预科”[7]。“译场讲学”模式的优点是教育与课题研究紧密结合，人才培养的投入少而收效大；缺点是这种教育与课题任务紧密结合，没有确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教学体制。

　　（二）丛林熏修
　　佛教进入以儒教为国教的宗法制社会，始终面临着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中，佛教如何保持自己的出世品格和修证精神这一时代课题。太虚称“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”，把道安—慧远一系的本佛、宗经、博约、重行之风格，视为中国佛学的主流[8]。其教学风格是注重僧格的养成，身教尤重于言教[9]。佛教领袖人物对中国文化精神、世法与出世间法都有很高的素养，故能影响知识精英而激荡时代思潮。唐代由马祖、百丈建立的丛林制度，不仅对禅宗，而且对整个中国佛教都有殊胜的意义。“禅堂是禅宗丛林的教育中心，僧众的常课，便是真参实证，老实修行本分下事。（中略）当然，禅宗并非绝对不讲经说法。丛林的住持和尚亦时而在法堂正式说法，随时随地，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，因事设教，并无定法的。”[10]
　　丛林教育以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为价值取向，故能维持中国佛教命脉千年于不坠。注重修行实践是其优点，但其末流则走向束书不观，不学经教。故历代高僧大德都把解行并重、宗教兼通，作为培养法门龙象的标准。清初戒显针对当时宗门空疏顢頇之流弊，撰《禅门锻炼说》，仿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列举坚誓忍苦、辨器授话、入室搜括、落堂开导、垂手锻炼、机权策发、奇巧回换、斩关开眼、研究纲宗、精严操履、磨治学业、简练才能、谨严付授等十三项整理禅林、锻炼禅众的方法[11]。检验丛林教育的成果，是由得道高僧的信仰权威作为勘验评价的保证。然而，证悟成道是很难有客观标准的主观性体验。若教育目标对大多数教育对象成为难以达到的标准时，往往也就使教育过程流于形式，或者干脆降低评价标准，“冬瓜印子”乱许。在丛林中，教学年限及教育方式的漫无标准，加上师资水准的悬殊，亦造成学僧的巨大流动性。

　　（三）专业院校
　　清末民初，中国步入现代化过程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，佛教在更加广阔的宗教生态中，面临着如何回应强势的基督教挑战的时代课题。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，具有面对庙产兴学等生存性危机重建佛教教团的意义[12]，在文化教育层面上，亦有着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挑战的意义。基督教从神学院系统，到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通教育，办学既是教会发展的一贯传统，也是向外传播的主要途径。基督教兴办的学校，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和完备的教学管理制度，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形成极大对照。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，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。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：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，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；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，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。第二种类型的院校，当前正在港台地区蓬勃开展。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俗教育，以兴学的渠道参与社会、深入人间，看来已成为各办学单位的共识[13]。
　　以支那内学院、武昌佛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新式佛学教育，引进国外先进的宗教学和文献学等方法，借助各种语文训练及学科训练，从哲学、史学等角度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，对传统佛学和经典发展作出了全新的诠释。“专业院校”是一种大众通才取向的教育模式，在课程设置上，文化类课程占有相当比重。对教育成果的检验，事实上是由文化层圈中的学术性权威作为评价标准。这种教育模式的优点，是学制稳定，教学内容和方法可以延续，可操作性强，并与世俗学校接轨；缺点是容易受世俗教育的影响，造成神圣性资源流失。
　　中国历史上的三种佛教教育模式，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。三种模式本身并没有优劣轻重的分别，虽然在不同时节因缘下可有所侧重，但若历史上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，这三种模式就都有存在的必要。

　　二、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误区

　　迄今为止，中国大陆对佛教教育的理解和具体实施，几乎都局限于僧伽教育；在办学形式上，则几乎都是仿照世俗教育的全日制学校模式[14]。这种办学方式的效果已引起海峡两岸、教内教外学者的反省。迄1949年为止的全中国僧教育，释东初断言“可谓是彻底的失败”[15]；从1948年至1991年四十三年中台湾佛教教育的成就，蓝吉富认为“仍然无法让人满意”[16]；闽南佛学院前院长妙湛法师指出，中国大陆从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以后，“近十几年来，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，成才者寥寥无几，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”[17]笔者在十年前参加过“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”和“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”这二次会议，十年过去了，中国佛教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但至今依然在困境中徘徊。这十年来的蹉跎表明，若不从思想层面痛下反省，即便连操作层面的教材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进行。
　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国大陆地区的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依然存在着“三资危机”：师资断层，资金短缺，资料匮乏。相比较而言，学术界更缺的是“有贝之财”，佛教界则更缺“无贝之才”。近年来，政府推行“科教兴国”国策，学术界缺“有贝之财”的困境将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。而赵朴初先生十年前提出的“称职、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”[18]这一现象，现在依然是阻碍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。法不孤起，待缘而生。考察中国佛教教育事业，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大环境，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对佛教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。

　　在经济领域，中国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，壮大了佛教的社会基础，也给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来蓬勃的生机；但整个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带来的价值失范，某些部门利用宗教谋取经济利益的政策失误与牟利行为，亦加速了佛教世俗化的过程。
　　在政治领域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，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符合政治民主化与政教分离的世界性潮流；但落实信仰自由政策在各地的不平衡，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亦从左右不同方面，对宗教的正常发展造成障碍。
　　在精神领域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走下神坛的世俗化过程，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精神空间；但现阶段佛教状况因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宗教需求，导致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乃至邪教乘虚而入，与佛教争夺信徒。经济水准的巨大差异和政策失误，也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大量流向海外、境外，“马太效应”越演越烈。
　　我们把当今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认识误区，放在经济、政治、精神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下考察，主要可归结为下述四点：

　　（一）佛教主体软弱，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
　　社会各界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依然存在，教内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徒对宗教的性质、地位和作用之认识暧昧不清，导致信仰淡化、缺乏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，教团组织软弱松散，世俗化倾向严重。在教不言教，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[19]。这种状况的存在，模糊了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。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，造成非僧非俗之政策导向，学修一体化和寺院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。

　　（二）团契精神淡漠，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
　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，在同样的政教环境下，基督教依靠教团的力量，已经在全国各个大区办成具有可观规模的神学院。海外佛教亦依靠宗派的力量，兴办起几十所拥有数千乃至上万师生规模的佛教大学。但我们仍摆脱不了“宁为鸡头，不为牛尾”的传统心态，团契精神淡漠，教团组织无法凝聚起成规模的教育资源。在办学形式上，各自为政、遍地开花的“小而不全”式佛学院，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资源。现有的几十所培训班、佛学院、研究所，绝大部分院校的师资和学生程度参差不齐，学制又互不衔接，教学设施和教学水平无法与海外同类院校相比。

　　（三）教育范围狭窄，学制管理失序
　　在教育对象上，仅限于僧人这一狭窄范围，而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、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。在佛教的宗教地位尚不坚挺的现阶段，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，使僧教育无法保证足够合格的生源。而在佛教界的各级岗位上，大量既未经过系统的宗教政策训练，又未受到佛法知识熏陶的工作人员之存在，很难成为推动佛教教育的有力增上缘。至于面向社会大众的佛教文化教育，因受上述理论观念的困惑，尚未走上正轨。佛教在信仰、社会、文化三层圈中的有限资源，并未得到整合和有效运用。

　　（四）评价权威缺位，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
　　中国佛教作为主体力量，对教育成果和人才培养进行考核、评价的权威体制，尚处于缺位状态。由于佛教主体软弱、团契精神淡漠、学制管理失序，佛教事实上是借用政治性权威[20]和学术性权威[21]，对教育成果和人才进行考核、评价。这种做法，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。缺乏信仰权威的教团，无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环境，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断向教外和境外流动。同时，却因害怕“渗透”而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以为我所用。当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丛林精神这一优势面临衰退的时候，佛学研究和教学却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，其灾难性的后果，将是很快抵消掉祖先留给我们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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